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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行2 云冈石窟--雕刻在岩石上的北魏王朝

来源: 个人图书馆-yanping420

山西大同云冈石窟

云 冈 大 佛

石 窟 千 载 为 君 开 ,


【资料图】

佛 祖 神 明 坐 莲 台 。

无 我 无 人 观 自 在 ,

非 空 非 色 见 如 来 。

-- 老 戴

公元前500年前后,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文化突破现象。孔子、老子开始在中国云游讲学,释迦牟尼开始在印度觉树布道,苏格拉底开始在希腊街头施教。几乎同时横空出世的这些伟大思想家,在不同地域,研究着人与人、人与自然、人与超自然之间的关系,他们创立的学说和宗教,为人类从迷惘走向文明指明了方向。

当整个人类的思想火花,争奇斗艳,异彩纷呈的时刻,东方与西方的文化碰撞亦势成必然。

公元前一世纪,与张骞开通丝绸之路结缘的大月氏,伴演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中间人的角色。被匈奴人驱赶西迁的大月氏人,此时占领了古印度的犍陀罗地区(今阿富汗东部和巴基斯坦东北部),建立了贵霜王朝,从而打开了东亚与南亚的屏障,为佛教东传铺平了无限伸展的阳关大道。据《魏书-释老志》记载,汉哀帝刘欣元寿元年(公元前2年),大月氏使臣伊存来到长安,以口授的方式将浮屠经传授给了中国的弟子秦景宪。这是佛教东传中国最早的记载。

自此之后的三、四百年里,一批批西来僧侣经中亚翻越葱岭(今帕米尔高原)进入现在的新疆地区,然后沿丝绸之路东段扩散到中国辽阔的中原地区。他们不仅带来了成卷的经书,和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犍陀罗艺术作品--浮雕石刻佛像,而且还引进了盛行于印度芨多王朝的开凿石窟,和雕刻石佛相结合的石窟佛像综合艺术。

尤其是后者,由于是通过雕刻和绘画的形式,直观、形象地把佛教内容展示出来,它与讲经、法会、禅观相结合,使原本艰涩枯燥的佛经变得通俗易懂,为广大信众所接受,因此在中国北方一时凿窟刻佛蔚然成风。这类石窟佛像群西起新疆,东至河南,它们分别是: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,甘肃敦煌莫高窟,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,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,河南洛阳龙门石窟,河南巩县石窟,河北邯郸南北响堂山石窟,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,以及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等。在这些众多的石窟群中,云冈石窟虽然不是第一时间开凿的(敦煌石窟的第一个开凿者是前秦时期的乐僔和尚,时间是公元366年),但确是第一个由皇家主持开凿的。

历史上任何一种宗教的传播都不是一帆风顺的,伴随两种文明的碰撞必然会有挫折与失败,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如此,佛教也是如此。事实上,云冈石窟的开凿缘自北魏王朝的全面灭佛,这听上去有悖常理,但确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

公元424年,北魏王朝第三代皇帝,太武帝拓跋焘继位,和他爷爷道武帝拓跋珪、父亲明元帝拓跋嗣一样,他原本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,甚至经常邀请大德高僧进宫讲经。事情的转折出现在公元426年,雄心勃勃的太武帝想乘大夏皇帝赫连勃勃死亡之机出兵进攻大夏。这一想法遭到了部分大臣的反对,正当他举棋不定时,信奉道教的司徒崔浩向他引荐了一位会占卜打卦的道士寇谦之。太武帝在询问出兵吉凶后,从寇道士的占卜中得到了肯定的回答,“必克,当以兵定九州,以成太平真君。”太武帝闻后大喜,举兵出击,大夏旋即就被打垮。此后,北魏铁骑更是马不停蹄地进攻中原诸国,并在公元439年荡平中原,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宏图大业。太武帝由此开始自称“太平真君”,并从佛门中一步步退出。

真正的浩劫在公元446年爆发。当时关中起义,太武帝被迫踏上了讨伐之路。大军行进到长安时,偶然发现一座寺庙里存有大量兵器。经过彻查,先是查出大批酿酒器具,后又查出无数金银珠宝。更令人震惊的是还发现了僧侣与“贵室女私行淫乱”的许多密室。盛怒之下的太武帝失去了理智,下诏全国诛杀沙门,焚毁佛经佛像和寺院。一时“土木宫塔,声教所及,莫不毕毁矣”(魏书-释老志),史称“太武灭佛”。

有人说,宗教文化挫折是上帝掉下来的礼物。因为,没有磨难就不会有荣耀,没有挫折就不会有辉煌。

劝人向善的佛教在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六年之后,太武帝驾崩,对灭佛心存不满的皇孙文成帝拓跋濬继承皇位。文成帝继位之初,即下诏恢复佛教的合法地位。与此同时,他封师贤为“道人统”(相当于现在的佛教协会会长),统领佛教。“往时所毁图寺,仍还修矣。佛像经论,皆复得显。”(魏书-释老志) 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,公元453年佛教全面复兴。不过在经历了灭佛的巨大碾压之后,失势的佛教以更大的势头在北魏反弹开来则发生在公元460年。是年,文成帝封西域高僧昙曜继任去世的师贤为“道人统”,后更名为“沙门统”。昙曜上任后,即向文成帝建议,在都城平城(大同)西武州山(也称武周山)开凿石窟,镌刻佛像,弘扬佛法。

这一建议迅速得到了文成帝的采纳和全力支持,并且不惜动用全国的财力和物力。于是在昙曜的主持、设计和监督下,原来默默无闻,寂寂无声的武州山开始人声鼎沸,名声鹊起,数以万计的能工巧匠在这里开山凿石,雕刻佛像,由此揭开了大规模营造武州山石窟的序幕。

自北魏到明代初期,云冈石窟始终称为武州山石窟。明代中后期,因先后在武州山下和山上修建了防御工事云冈堡,人们改称石窟为云冈石窟。至于“云冈”一词来历则无从查考了。

云冈石窟依山开凿,耗时五十余年,东西绵延一公里,可分为东、中、西部分,现存主要洞窟45座,附属洞窟209座,石雕大小佛像51000余尊,雕刻面积18000多平方米,其中最大的佛像高达17米,最小的仅有2厘米。

石窟依开凿时间顺序和造像风格,可以分为三个时期。

早期石窟为北魏文成帝和平年间(公元460— 470年)。石窟由现在编号的第16—20窟组成,即“昙曜五窟”。昙曜五窟是在“礼佛”即“拜天子”的构思下开凿的,五窟中的五尊大佛象征着北魏初期的五位皇帝。主像释迦牟尼均高大健硕,面相丰圆,鼻梁高直,眉眼细长,八字胡须,双肩齐挺,身体粗壮,衣服右袒或通肩,戴臂钏。这种浑厚、朴实、劲健的雕刻,既有古印度犍陀罗服饰外观,又有中国鲜卑民族容貌风韵,因而形成了新的佛像模式。

中期石窟从文成帝去世后到孝文帝迁都洛阳前(公元471—494年)。石窟由第1、2窟,第5、6窟,第7、8窟,第9、10窟四组双窟,第11、12、13窟一组三窟,以及未完工的第3窟组成,分布于石窟群的中、东部。这五组石窟布局有明显的创新,壁面上采用汉式殿堂的上下分层,左右列段的重层布局方式。佛像造型特点是面相丰圆适中,表情端庄,身躯比例适中。菩萨造像出现了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。中期石窟无论洞窟构造形式,还是雕像的艺术风格都体现了一个重要现象--中国化。这正与北魏孝文帝时期鲜卑汉化的一系列措施相呼应。

晚期石窟为孝文帝迁都洛阳至孝明帝正光年间(公元494—525年)石窟由第4、14、15窟以及西崖壁上的小窟组成。随着北魏迁都洛阳,大量工匠随之南下,云冈石窟大型洞窟的开凿基本结束。但民间造像依然盛行,大都以小窟小龛为多。晚期石窟新出现三壁三龛式窟和四壁重龛式窟。佛像、菩萨像面形消瘦,长颈,肩窄且下削,身着褒衣博带,这种新的形像与南方盛行的“秀骨清像”相一致,说明新的艺术风格已在南北方占据了主导地位。

当我们走进云冈石窟,漫天舞动的飞天像天使一样,仿佛为我们架起了通往北魏王朝的桥梁,使我们有幸与先人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。与大佛双眸对视的瞬间,让人顿悟:在“佛即当今皇帝”的光环下,“帝佛合一”,“人神合一”,既彰显了皇权至高无上,又宣扬了佛法广大无边,拜佛如同礼皇帝的狂热,令北魏佛教蒸蒸日上。更让人感慨: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,让雕刻艺术璀璨夺目。鲜卑人的激情与睿智,不仅造就了云冈石窟的辉煌,让武州山成为了艺术的殿堂,而且深刻影响了具有鲜卑血统的隋唐王朝,使佛教和佛教艺术达到鼎盛。

▲图1.云冈阙门,是云冈石窟景区的入口,建成于2010年,为石造型的重檐结构,上面的“云冈石窟”匾额是由黄庭坚楷书字组成。

▲图2.从停车场走下台阶,来到云冈景区游客服务中心。

▲图3.游客服务中心内,走下一层,景区入口检票。

▲图4.昙耀广场,景区第一站,是为纪念云冈石窟的开创者昙曜高僧而建。昙耀塑像身后是进入主景区的广场西门。

▲图5.佛光大道。从昙曜广场出西门,十三对“骑象四棱神柱”依次列于佛光大道两侧。大象驮塔高8.73米,用砂岩雕刻而成。

▲图6.7.佛光大道西端,是一组扇形浮雕环壁“帝后礼佛图”, 约长20米,高4米。

▲图8.9.10. 灵岩寺,是依据郦道元《水经注》所描述云冈石窟盛况而新建的仿古建筑群,寺院营造在形似龟背的湖心岛上。湖水来自十里河,云冈石窟的北边有一条河,古称武州川,今称十里河。

▲图11.灵岩寺桥左边有景区游览车站,我们在此乘车前往参观石窟。

▲图12.13.我们从此处往山上参观石窟。穿过汉白玉牌坊,拾级而上,迎面见一大石壁,称“昙媚石壁”。原碑《比丘尼昙媚造像题记》为云冈细砂岩,是1956年在第20窟前清理积土时发现的一块小石碑。应该是嵌在该窟前室壁上,后随前壁坍塌掩埋地下。原碑略呈方形,高30厘米,宽28厘米。上刻楷书10行,每行12字,共110字。发现时原文大部完好,所属年代是北魏景明四年(503年)。2009年云冈石窟景区建设时,将碑文摹刻在此,形成一座石壁。

▲图14. 从石壁往左,是一座北魏式山门,门额悬匾“入佛知见”。此处是云冈石窟的东入口。

▲图15.16.第1窟“石鼓洞”,第2窟“寒泉洞”。此两窟形制与布局基本相同,平面为方形库,窟高近6米,是云岗仅有的一组塔庙窟。

▲图17.18.古道车辙,位于第2、3窟之间。北魏太武帝时期,武州山大石窟寺成为平成(今大同)丝绸之路的前站。唐辽金元以后,这里仍是胡汉之间的重要通道。

▲图19.第3窟“灵岩寺洞”。此窟为云岗石窟中规模最大的洞窟,窟高45米,是开凿于云岗中期的石窟,后室雕刻有三尊大佛像,迄北魏迁都洛阳前也没有完工。

▲图20.第4窟,此窟为塔庙窟,一门两窗,但未按计划完工,窟內四壁风化严重。

▲图21.22.在第4、5窟之间,隔着一个山坳,由一座桥和一个垂花门相连接。进入此山门,就是云冈石窟最华彩的中部窟区。

▲图23.山坳左边的这一组洞窟不在编号之内,窟型不深且风化严重,但景区已经设木栏加以保护,游客不能靠近。看后山坡上也有一些小洞窟。

▲图24.25.第5窟“大佛洞”和第6窟“释迦佛洞”,此为一组双窟。第5窟,主尊释迦牟尼佛高达17米,是云冈最高的佛像。第6窟,窟内的中心塔柱高14.4米,环绕中心柱与周壁镌刻了释迦牟尼佛传故事。窟前四层木构楼阁是清初顺治八年(1651年)建造。

▲图26. 第7窟“西来第一佛洞”和第8窟“佛籁洞”,此两窟是云冈最早开凿的双窟。第7窟,窟内造像胡风汉韵,交相杂糅,东西文化在这里发生了最绚烂的撞击与交融。第8窟,东侧为三面八臂的摩醯首罗天,西侧为五头六臂的鸠摩罗天,两像造型奇特,堪为云岗石窟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上乘艺术珍品。窟前三层三间木构建筑,始建于清代顺治年间。

▲图27.第9窟“阿閦佛洞”和第10窟“毗卢佛洞”,是一组双窟。双窟前室有列柱开间,是北魏雕刻家在中国汉民族建筑形式的基础上,吸收外来建筑艺术的极高水平的典型新创作。现有的窟檐是近年复建。

▲图28. 2010年时第9、10窟的实景。图来自网络。

▲图29.第11窟“接引佛洞”、 第12窟“离垢地菩萨洞”和第13窟“文殊菩萨洞”,此为一组三窟。窟檐是近年修建。(那天没有开放)。

▲图30. 景区改造前,第11、12、13窟的外观。图来自网络。

▲图31.32. 第14窟和第15窟“万佛洞”(被树枝遮掩的3个长方形竖洞口是14窟)。第14窟,立柱上四面布满千佛。第15窟,千佛造像布满整个壁面上层,这是云冈石窟群中窟内雕刻千佛像最多的洞窟。

▲图33.第15窟内壁上的千佛造像。

▲图34.这是立在第16-20窟前方的石刻“昙曜五窟”。

▲图35.36.37. 昙曜五窟,第16-20窟。五个窟均为大像窟,穹窿顶,外壁满雕千佛。

▲图38.第16窟“立佛洞”, 主像为释迦立佛,高13. 5米,波纹状发髻,清秀俊逸。佛像身穿褒衣博带式袈裟,胸前结带下垂,属北魏太和年间推行汉化时的服制。

▲图39.第17窟“弥勒三尊洞”,主像是菩萨装的交脚弥勒,高15.6米,头戴宝冠,胸佩蛇饰及短璎珞,臂着钏,斜披络腋,束腰收腹,下穿羊肠长裙,狮子座,具有浓郁的异域情调。

▲图40.41.第18窟“立三佛洞”, 主佛像高15.5米,高肉髻,面颊丰圆,鼻梁高挺,浑厚质朴,身披千佛袈裟。两侧分别配置胁侍佛、胁侍菩萨及十大弟子像。

▲图42.43.第19窟“宝生佛洞”,主佛像结跏趺坐,高16.8米,是云冈石窟中第二大佛。佛像耳轮齐肩,下颌崩毁。举右手,肘下有一小柱支撑。衣纹简洁明快,轻薄贴体,袈裟边饰折带纹。窟外有一耳洞,内一坐佛像。

▲图44.第20窟“白佛爷洞”。窟前立壁与窟顶早年崩塌,辽时建有木构窟檐,后毁于兵火,形成露天造像。主佛高13.7米,挺拔健硕的身躯,气势雄浑的神情,突出表现了鲜卑游牧民族的强大,是云冈石窟雕刻艺术的代表与象征,也是中国早期佛教雕刻艺术的空前杰作。大佛两侧各一立佛,西像已毁。

▲图45.46.从第20窟的露天大佛往西,第21-45窟,称“西天梵音”,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后,一些达官贵人开凿的中、小型窟。

▲图47.48.西部洞窟第39窟,窟内中央立中心塔柱。

▲图49.西部洞窟的末端,有景区搭建的观景台,半圆形的透明玻璃面,可见山崖底。

▲图50.站在观景台,眺望南面的云冈博物馆。

▲图51.明朝为加强防御能力,嘉靖三十七年(1558年)在此修筑云冈堡。万历年间又在山上筑堡,称为上堡。站在观景台上所见的,是先修筑云冈堡,后称为下堡的地方。

▲图52.观景台的西边,即是下山道。这里是云冈石窟的尽端,山坡上有提示牌“游客止步”。

▲图53.54.55.从观景台原路返回第20窟前,露天大佛的正前方是莲花大道,直通南面的接引佛殿。

▲图56.莲花大道边,在此搭乘景区游览车至出口。

▲图57.景区的出口,即是景区仿古文化商业街的入口,名为“食货街”。

▲图58.食货街上最为独特的工艺品“大同煤雕”。

▲图59.云冈阙门内,云冈石窟景区游览结束。

后记:云冈石窟大多数洞窟是禁止拍照 的,我们只拍了露天或敞开的洞窟。云冈石窟内的艺术、文化以及历史内涵所给予我们的震撼,难以用文字和照片表达清楚。

(写于2019年12月30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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